户籍管理制度应把户籍和产权分开,农民现有的土地承包权或者还有其他权利,也不该因其户籍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是户籍管理制度接下来要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总体债务率与美国大体相同,但居民债务率比较低,这是优势。中国的债务风险集中在企业层面,尤其是民营企业层面。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美之间不应该秉承零和的发展理念。
顺应全球净零碳的潮流涌动,在碳中和导向下,企业产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和服务同等重要的竞争要素。
积分制改革方向要降低教育的权重,提高长期居住和社保缴纳年限的权重。另外还应考虑,当没有获得户籍时,是否可以优先让子女获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下一步我们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让大面积的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变成中等收入人群。
应用技术不会改变金融业务的逻辑,不能用“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来偷换概念,是金融就要接受监管。
要发专项国债退还留抵税款,减轻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负担。
不存在一套现成或外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
财政赤字缺口应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弥补。
如果“十四五”期间改革到位,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进展,那么该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可达到6%以上。
发展资本市场和是否牛市没有必然关系。如果市场认购需求旺盛,价格自然会变高。
中美两极格局会在今后十年内变得更加凸显,中美战略竞争的最主要战场将可能是网络空间。霸权的兴衰是必然的规律,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RCEP每年可为世界创造2090亿美元的收入,到2030年,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可以达到5000亿美元。RCEP使劳动更加细化,降低了所有的制度成本和沟通成本,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财富。
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将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新机遇,并极大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
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带着资本进城,能够在这种确权和资本化的过程中完成财富再分配,从而使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有所提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很重要。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会给中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征收房地产税并不能解决房价高的问题。
有些人觉得美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 10年间力度一直不断,但却没有看到美国经济通胀,所以美国现在也不会有通胀,这样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前中国还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遗产税征收的前提是所有的家庭要对政府报告自己的财产情况,公众要认可家庭成员接受遗产赠予税的调节。
全球化的新周期还会到来,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观念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构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领导力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概念,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风格。不管是更有统驭能力的,还是更有服务性的仆人式领导力,都有它适应情境的问题。
从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来看,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建设,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而这个方面我们这个短板还是非常多的。
新冠疫苗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产品。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人的感染风险高,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疫苗的使用和有效保护,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在惠及他人。
即使新冠病毒继续蔓延,但希望新冠病毒最终能像流感一样平常。这是最好的结果。
逆中国化不可能真正发生。中国潜力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增速在三季度能达到3%、4%,至四季度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沿着6%左右的速度向前跑。
住房困难是民生短板的重要方面。目前大城市房价畸高,中低收入群体面临极大的压力,保障房建设理应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中一项重要工作。
未来两年,中国将是全球寿险和非寿险保费的增长最大贡献者。
中国需要适应当前的国际竞争的新格局,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把握机会,逐步发挥影响力。
按照每年减贫一千多万的速度,到2020年底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是有把握的。
政府在2020年执行创纪录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应该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消费券,不必区分贫富。
消费需求暂时是起不来的,其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一再强调,刺激消费不行,需要依靠投资。投资起不来,消费就起不来。我不太赞成有人总建议发消费券,这是不起作用的。
对于数据的收集应当局限在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侵犯之间合理的平衡范围内,不能以安全的名义扩大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企业的真正竞争力不在于某一产品,而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经得起市场价格波动和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冲击。
改善营商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
城市更新是保持大城市持续有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城市更新不能为更新而更新,一定要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更新,除了经济效益外,还要格外重视社会效益、社会公平。
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都会被数字技术重构,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房产本身是推动财产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房价的上升导致了财产的重新分配,同时也导致了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财产差距的扩大。如果开征房地产税,很多人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有时适当地退回来保护本国经济,才能对全球化形成缓冲,然后才能在未来发展得更快。
疫情加剧了各国的不信任度和脱钩,大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调整,但全面脱钩的成本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的。
不能说光为就业而就业,把产业做出来,才有就业。目前解决就业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把潜在的市场开发出来。
未来改革第一支柱的关键是全国统筹,打破以省划分的办法。
税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千万不要把税当做调节手段来使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矛盾相叠加的经济形势,相应提高今年财政赤字率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在疫情结束之后,还得要将3%的财政赤字率作为警戒线。
我们现在最急迫的任务是救助困难群体,最缺的是需求。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PPI是负的,移除猪肉价格后,CPI也是负的。因此不用担心通货膨胀,担心通货膨胀,杞人忧天吗?
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从瑞典的程度上升到美国的程度。财富过度集中反而会降低发展潜力,中国不要走加剧不平等的道路。
中国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先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打通,接着宅基地未来和集体建设用地打通,这三者互相打通以后,中国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建起来。
普惠金融监管要逐步放权,要把小微金融放给地方,要动员组织小微金融,甚至是大金融来做小业务。
人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就应该创造价值,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这样人才能有价值。知足了肯定会出问题的,不知足的人什么都会想,企业的空间才能会越来越大。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我希望推动餐饮业发展得更好,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创业者,尤其是年轻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餐饮永远是刚需,大家一定会迎来风雨过后的彩虹。
金融服务业的放开,有利于促进品种丰富化,出现多品种的竞争体系,从而形成一个丰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
和曾经的“非典”一样,这是时代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验,它对于行业来说是历劫,也是一次机会,而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顺势的时候,行业中可能是万马奔腾,逆境中就看谁能一马当先杀出来。所以,平时在不下雨的时候就要修屋顶。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抓紧补救。
企业最重要的是播下创新的基因,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敢于颠覆自己。
中国的市场巨大,这为发展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
上市不是目标,也不是结果,做出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企业才是目标,让企业能够不断创造价值才是结果。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现在是艰难的时刻。
公益慈善事业也需要竞争,需要优胜劣汰。未来公益慈善机构的规范化、透明化是大方向。
金融体系的高速发展,有效地动员了储蓄,支撑了高投资和高增长,支撑了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我以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贡献。
社保基金已经成为母基金在中国市场中的代表和典型案例。
如果在一个领域,我们判断能够用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成为行业前三甲,我们会做。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定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不能停止,甚至倒退。
疏通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需多管并输,可以在量上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但不能在价格目标上做强硬要求。
历史上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都与高负债有关,我们要找到并把握好长远结构性改革和短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点。
我和鱼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也因此感到鱼类资源非保护不可,也算是代表鱼类争取点儿利益吧。
调水是一种别样的手段,节水和调水是并行的。
中国经济未来必须要发展资本市场,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都想到中国上市。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以散户为主,所以A股频现大起大落、割韭菜等现象,这对市场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法治的灵魂是公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要公正。离开了公正,法治就失去了它的生命线。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颗很好的定心丸。国家政策变好了,我们就肯定有饭吃。
房地产税作为典型的直接税种,应由全国人大立法,并规定税率区间,全国各地因情况而异再制定具体的税率。
深圳进入了一种非常好的均衡状态。政府和市场间有一条“三八线”,双方不愿意越过“三八线”。这一点能够坚守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这个社会需要共生,穷人有穷人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更要有广大的活路。
技术在不断进步,前边的生态并非永远不可逾越,在每一次换代转型中还是有机会的。
从整个国力和创新力来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口。现在学界,即使是精英层和决策层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对股市的熟悉程度都不差,已经很成熟。
玉柴的文化,非常朴素,非常接地气。他们都期望这个企业好,干部员工非常勤奋、朴素、热爱企业。
外商来华不再是建厂,而是想在中国建全产业链,甚至要在中国设立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品牌,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足够大。
我现在很怀疑的是,未来像江淮汽车、奔驰等汽车制造商的品牌可能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如滴滴打车的平台。
共享经济应该提高存量效率,而不是无限增加供给量,消费者最终是为服务买单,而不是交通载体。
怎么跟进时代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这些问题都是我时时刻刻思考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企业才能走到今天。
每个行业都有隐形冠军,我希望中国未来能更多涌现出深耕各自领域的伟大企业,在一米宽的行业领域内做到一万米深。
正大并不保守,我们的心态一定是乐观的,危险里也有机会。
企业家要学会划两个边界。一个是行业边界,另一个是市场边界。
人性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制度设计者需要顺应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性,如何调动积极性以此形成激励便成为改革的关键问题。
专注一个主业是有问题的,因为行业总有周期,有波峰、波谷,采取多元化战略、专一化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开周期的损失。
同一个赛道上,互联网只有一两家公司最终能活下来,但是生物医药公司,同一个赛道上可以活很多家公司,它不是一种零和博弈。
中国人聪明、勤奋,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能成功。
目前险资入市的矛盾主要在于资本市场不稳定。险资入市要确保保险资金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切忌以投机的方式进行投资。
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
未来地产商将从媒体视野中逐渐消失,房地产行业也将不再是媒体的宠儿,沦为“三四线明星”。
国企高管什么时候能像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企业经营,那国企改革就成功了。
科学研究光喊创新不行,需要对创新的难度有所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与实践结合,理论才能真正起作用 。
当前大家拼命买房的想法是错误的。房子的法定寿命只有50年,甚至不到50年就拆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拼尽毕生努力去做房奴?
当应用需求场景开始出现新变化时,软件公司就应为下一轮的生命做好准备。一个有生命力的软件企业是一个不断理解和投资未来的企业。
敦煌的艺术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应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在两极考察,生死只在一瞬间,一步走错了就完了。
一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经过大师的锤炼,在一流大师的锤炼下不断进步。
产权制度的改革关键的落脚点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经济,这是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最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讲诚信,要善待员工,要善待消费者。一个是对银行要讲诚信,对政府讲诚信,对员工要讲诚信。
一个企业家在发展企业时,不光要有个人行为底线,还需将社会责任、对人类的贡献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思路是通过创新研发更多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我们不会去做中低端市场,坚持不打价格战,也不会进入市场比较小的领域。
充电的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而是大家要从心理上克服电车质量不安全、充电麻烦的偏见。
有多大的力量就去做多大的事情,力量还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做小一点,这是我们集团的经营宗旨。
随着体育产业不断做大,我相信资本会逐渐关注到体育产业的发展。目前而言,我想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如果想把企业做好一点,没有十年二十年不行;如果想把企业做到极致,没有三四十年不行。
我们不急功近利地赚一些利润,更主要的是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努力做一个百年老店品牌。
未来30年仍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期,我们有动力做好企业。
无线通信是一小段,长距离都是光纤,5G、6G不可能取代光纤。
我国芯片在设计方面可以与国外同台竞争,但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制造生产、设计工艺、原材料、装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苏宁已经全面完成转型,但未来总是变幻莫测,一定要掌握时代的前沿技术,才能最终服务好消费者、赢得市场。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对稳定全球金融的重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门是不会对中国开放的,也不会有我个人的机会。